2006年11月24日(星期五)下午，文津街7号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1号楼西厅内，北京德宝拍卖公司的古籍拍卖会正在进行，约15点40分，随着拍卖师一声槌落，第142号拍品宋刻《南岳旧稿》(四册)以四百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被买家拍去。至此，这部备受关注的珍本古籍终于尘埃落定。

  要说起来，早在一年以前，我已经与《南岳旧稿》“相识”了。当时我有幸在自己的办公室，小心翼翼把这本书从头到尾一页一页地翻阅了一遍。那会儿我曾幻想，我将有更多的机会和时间去接触它、爱护它。怎料想，它最后竟在我的眼前销声匿迹，甚至消失得踪迹难寻。每想到这儿，我就心烦意乱，遗憾之情难以言表。我总觉得，像《南岳旧稿》这样一部罕见的珍本，它从现身到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时间过于短暂。因此，我努力从自己已然忘却的记忆中，搜寻出一丁点儿自己最初与《南岳旧稿》“结识”的情景，复述下来，避免往事如烟地散去。

  2006年3月初的一天，时针已过17点，办公室的同事们都已下班离去，我正要锁门离开，电话铃声忽然响起，拿起电话，听筒传出外地的口音：有一本《南岳旧稿》想来国家图书馆鉴定一下，看看是否有保存价值。对方准备继续向我介绍这本书和作者的有关情况，但我当时有事着急出门，便敷衍了事地回答说：“这本书我知道，宋代刘克庄的。不看书，没法说，也说不好，你到我们这儿来了再说吧。”对方问：“找谁啊?”我说：“你到图书馆门口，还打这个电话，肯定可以找到我。”放下电话，我心想：《南岳旧稿》的单行本久已无闻，那能是一本好书吗?我不敢有奢望。

  3月8日上午10点左右，组里同事告诉我，有人送书来鉴定，我连忙把来人接进办公室。来人说：“书是家里传下来的，请你们看看怎么样。”又说：“书里还夹有一张宋代纸币‘会子’，十分罕见和珍贵，‘会子’的纸张已送往有关科研单位作碳14检测。”我对古代钱币一窍不通，因而对“会子”不太在意。再说，到我这儿来送书的人多了，都是说自己的东西好，还是看看书再说吧。他打开一个带密码锁的小包，拿出一册旧书递到我手里。我的办公桌零乱不堪，因而就在同事申军的办公桌上将书打开，封皮上墨笔写着“南岳旧稿”、“四卷”、“希贤斋”，字迹古朴。翻开正文，当时真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映入眼帘的第一感觉，竟然就是宋版书的风格。书是旧的蝴蝶装，书背曾经缝连，留有已残断的线头。仅从这一现象分析，这本书出现的时代应该比较早。

  我仔细翻看了全书，共四卷，依次为：南岳旧稿、南岳第一稿、南岳第三稿、南岳第四稿。版刻字体是宋末元初杭州地区刻书的风格；半叶十行十八字，符合宋代著名的陈宅书籍铺刻书的版式，它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书棚本”。但让我感到有些疑惑的是，这本书的纸张与我以往所见的陈宅书籍铺刻本有不同。正因为有这一点疑虑，使我出语比较谨慎，以至后来没敢为它说得太多。现在回想起来，仍感到十分地遗憾。但不管如何，我仍断定这本书的刊刻时间不会晚。

  说来也算凑巧，早在1987年，我就写过《(后村居士集)铁琴铜剑楼旧藏宋本》一文，后来又为《全宋诗》校点过刘克庄的诗，接触过刘克庄文集的有关版本，所以，眼前这本《南岳旧稿》的版本价值和意义，我当时已大致明了，不过嘴上只简单地说了句“这本书不错”，便请办公室的同事们都来看书。带着无比的喜悦，我赶紧到里面把李际宁拉过来看书和拍照。记忆中，当时一起看书的有申军、唱春莲、李坚、汪桂海、李际宁、李红英等同仁；方广锠先生恰好来图书馆做敦煌项目工作，也专门到我办公室来看了书。

  直到这时，我才问来人贵姓大名，家住哪里，这书怎么来的，有什么打算，等等。来人说他姓张，家在福建省福清县。书是家中老人遗留下来的，藏在房梁上，前些年偶然发现，之前无人知晓。只要价格合适，愿意卖给国家。我以为《南岳旧稿》原藏何处，目前难以考证、追究；但据以往的经验，像这样一部年代久远的好书能够保存下来，若没有嗜书如命的藏家珍爱呵护，几乎是不可能的。从原书的状况看，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书上没有加盖一枚印章，说明长时间没有人注意过它；二是书的纸张虽略有残破，但没有明显霉烂的痕迹，说明它曾藏在比较干燥的地方。

  鉴于《南岳旧稿》书好，我判断夹在里面的纸币也不会差，便让张先生把“会子”拿来看。同时，我对张先生说：“希望能把书暂时留存在图书馆内，以便请有关专家鉴定、讨论，尽快完成购书程序。”张先生出于谨慎，没有同意；不过，同意了我拍摄少量书影的要求。当下，我急急忙忙地选了几页，李际宁和申军赶紧就进行了拍摄；那张纸币“会子”，也一起留下了身影。

  与以往一样，我对张先生讲述了国家图书馆的购书政策，反复说明珍贵书籍只有归了国家，才有利于它的保护和为广大的读者利用研究。张先生比较通达情理，说只要价格符合他的要求，同等条件下，当然卖给国家图书馆；哪怕是稍微少一点儿，他也可以接受。我听了很受鼓舞，再三嘱咐张先生：“先不要与别人或别的单位接触，我尽快给你回音。”

  接着，我又喊善本阅览室的赵前来看书。恰巧，张志清主任从走廊经过，我急忙向他说明情况，并请他进屋看书。大家对书的感觉都不错，但当着张先生的面，不便多加议论。不经意间，时间已近中午。我便约张先生第二天见面交谈，由于张先生与朋友转天已有约定，因而改在后天上午，相互留了联系电话。

  送走张先生之后，我和李际宁、赵前便与张志清主任、陈红彦副主任一起商量买书问题。不巧的是，善本部当年购书经费非常紧张，事情办起来十分困难。下午，张志清在善本部办公室向我授意商谈此书应注意的几个事项，并指名由我和李际宁二人与书主洽谈。

  3月9日早晨，张先生打来电话，说与朋友的约会取消了，可以在上午见面。约1l点，张先生来到国图，我先陪他到善本精品展室参观了一会儿展览，之后，便与李际宁一道邀张先生到对面蜀湘竹林餐厅内就餐商谈。为便于说话，我们三人单开了一个房间，际宁知道我早就关注刘克庄文集，所以点了不少菜肴，这等于用另一种方式向张先生传递了我们求购此书的诚意。只可惜，张先生当时对此书的期望值较高，与我们所能承受的价格相差甚远，因此，这次购书的谈判只有在遗憾中结束了。分别时，我一再嘱咐张先生，说：“这本书很好。就我看来，它的装订比较古旧，因而千万不能对它作任何的改装和修补，那样对书只有损害，没有任何好处。如果这书做了新的改装修补，那它的经济价值也会因此而受到极大的影响。”张先生点头同意说：“这本书有什么事情，我一定先跟你打招呼。我愿意优先把书给你们。”我们约定，要经常保持联系，随时沟通新的信息。与张先生分手以后，际宁和我都有一种无名的失落感。事情没有办成，我心中更是充满惆怅，为此，我把那张吃饭的发票留了下来，没有报账，以作为一个有意义的见证。

  与张先生谈话之后的几天里，我的情绪有些低落。和几位同事闲谈时，说出了自己的关于《南岳旧稿》的看法。刘克庄以“梅花诗案”触怒朝廷而遭贬，陈氏书籍铺刻印的《江湖集》因此被劈版。这本《南岳旧稿》正是《江湖集》中被毁的书，要证实它是不是《江湖集》的旧稿，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核查书中有没有当年惹祸的那两首诗(《落梅》和《黄巢战场》)。要是有了这两首诗，那它的意义和价值就非同寻常了。这本来只是自己的一种猜想，原打算再看看《南岳旧稿》，得到证实后才说出来。际宁与同办公室的几位同事听了我的猜测，都很感兴趣，对我说：“别拖着了，赶快找那个人联系看书啊。”在他们的鼓动下，我与已离京的张先生进行了电话联系，他很痛快地答应了下次来北京时一定再把书拿来，我很高兴。

  2006年3月中、下旬，张先生又一次来京，他如约把书带到图书馆，我拿着自己校点过的《刘克庄诗》，跟这本《南岳旧稿》核查了近一个小时，居然找不到罗大经在《鹤林玉露》里说的那两首惹祸的诗篇，失望的心情不觉形之于色。同事们都替我惋惜，有人友善地问我：“你是不是喜欢刘克庄，爱屋及乌，对这本书期望过高了呢?”

  我不能不对我的看法作进一步的解释。其实这个结果我事先已经有所考虑，至少目前还不能证明我的猜测完全没有道理。因为根据文献记录，刘克庄《南岳稿》中有《南岳旧稿》和《南岳稿》一稿至四稿，共有五稿。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部书订为一册，封面墨笔题署《南岳旧稿》，其中只有四稿，缺少《南岳第二稿》。《南岳第二稿》中包含哪些诗篇，目前虽已无从得知，但不排除其中有刘克庄的《落梅》和《黄巢战场》二诗的可能性，因为现存刘克庄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三注明所收各诗出于《南岳第二稿》，其中就有《落梅诗》——没有《黄巢战场》一诗，可能是编全集时删落。这册《南岳旧稿》装帧古朴，首尾不残不缺，何以独缺这中间的《南岳第二稿》呢?其中必有文章。我们设想一下，是不是存在这种可能：当时清查《南岳稿》很严，《南岳第二稿》中的诗篇首当其冲，藏书者有意抽去；而风声越来越紧，余下的四稿也被深藏起来，直到很久之后才重被发现。我们今天能够看到此书，也许就是这个原因——这只是聊备一说，还有待深入的研究、证实。

  以后，张先生经常与我保持联系，其实也在等待我的消息。但我无力玉成此事，只是希望张先生不要轻易出手，尽量为国图保留着。后来，风闻关于这部《南岳旧稿》的版本有不同的看法，我更不能不认真反省我对此书版本的鉴定意见。我当时只盼望尽快看到《南岳旧稿》的全部照片，倾心研究，以更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说话。遗憾的是，张先生对拍照十分谨慎小心，我得不到照片，工作无法进行。

  2006年5月下旬，我正为举办“文明的守望”展览紧张工作，张先生又与我通话，说书价可以适当减少。可惜双方意见还是不能达成一致，仍然没有成功。6月中旬的一天，我正在馆外开会办事，张先生打来电话，说正在国家图书馆看“文明的守望”展览。我急切盼望与张先生见面，但当时因工作原因无法及时赶回。等到晚上，我给张先生挂电话，想联系第二天见面时，张先生已在机场即将离京回闽了。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面。大概8、9月间，忽然接到张先生的电话，说书已出手了，书价多少，还说了对不起，实在等不及之类的话。我听了顿觉愕然，除了表示理解之外，我也记不起还说了些什么话。10月间，一位年长的学者忽然打来电话，问我《南岳旧稿的流转过程，我简单地叙述了一下事情的经过。他说：“看来这书与你有缘，可惜现在的情况不尽如人意啊。”我听得出，他对我的工作很关心但事情的处理他并不满意。几天后，有人带来口信，说拍卖公司希望我写篇《南岳旧稿》的介绍文字，可以提供《南岳旧稿》复制件。说心里话，我多么想得到《南岳旧稿》全部图版啊。但是，由于工作岗位的特殊性，我婉言谢绝了人家的好意——我从未为任何拍卖公司写可能带有商业宣传性质的文章，需要说明的是，多数情况下，怕是我并不具备写这类文章的能力。拒绝前，我把事情告诉了际宁，他对我的做法也表示理解和支持。之后，际宁还特意为我找来刊有《南岳旧稿》照片的拍卖图录。

  11月21日，利用在国图古籍馆工作的机会，我同善本组的三位同事一起，观看了德宝拍卖公司的古籍拍卖预展，令人惊愕的是，眼前的《南岳旧稿》已经由原来的一册变成了四册。我所担心的不该发生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我内心感到万分惋惜。那一天，我们伫立在《南岳旧稿》展柜前，只能久久怅望，无助地慨叹着“可怜金玉质”。

  22日下午5点左右，我又陪同杨成凯先生、韦力先生、姜寻先生，在国图分馆原民族语文办公室(八十年代中期曾作为全国古籍善本总目办公室)最后翻阅了已经变为四册的《南岳旧稿》，体味着世事的变幻无常。11月24日拍卖那天，两个年轻同事特意陪我来到现场，我们一起为《南岳旧稿》最后送别。

  其实，几个月来，我心里始终对《南岳旧稿》充满愧疚，我真切地感到，我虽然没有亲手拆散那本珍贵的《南岳旧稿》，但我为保护它所应该作出的努力却是远远不够的。那位年长学者电话里说的一句话时常在我耳边萦绕：“让我们努力为它(《南岳旧稿》)再做些什么吧。”为此，我不禁要说几句心里话：

  承载祖国传统文化的珍贵古籍是有骨肉、有血脉的生命体，无论是藏家，还是商家，都不应该擅自动手，损伤它们的体肤，破坏它们的童贞。黄裳先生在《负暄录》中说，徐森玉先生当年为了保护宋绍兴刻本《花间集》的原装，几乎要长跪为古书乞哀。看看前辈爱护文物，宝如头目，我们在贸然伸手之前，应该怎样地三思而行啊!从事各项古籍工作的人们，都应尽可能多地了解古代文化遗产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加以研究和保护。珍贵的古籍不仅具有多种文献价值，而且具有无可替代的、珍贵的文物价值。

  我们注意到：有些珍贵的古籍(包括文物)，很多都是在无知的“爱护”之下遭到破坏的。就像这册珍本《南岳旧稿》的改装，现代人做的蝴蝶装无论如何豪华，也是没有生命、没有历史的东西；而原来的面貌，旧日的装帧，古人的技艺，一切都化为乌有。我们必须明白：珍贵古籍是绝不能轻易改装重订的，它从里到外，一片纸，一个字，一块布，一根线，都可能具有特殊的文物鉴定力和证明力，一旦遭到破坏，损失是无法估量和弥补的。——当然对于那些濒于消亡而急需挽救生命的，可以另当别论。

  但愿我现在的大声疾呼，能对《南岳旧稿》的将来有益，能对所有珍贵古籍的保护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