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砚笺》四卷，宋高似孙著。高似孙(1158—1231)字续古，号疎寮。南宋浙江鄞县人。淳熙十一年进士，历任会稽县主簿、秘书省校书郎、徽州通判、秘书省著作佐郎、权兼礼部右侍郎。其人品在当时为清议所不齿，惟其著述尚有可取。著《疎寮小集》、《剡录》、《子略》、《蟹略》、《骚略》、《纬略》、《砚笺》等。曾辑刻《文苑英华纂要》。宝庆初，撰刻《史略》（半叶十行，行二十字。此书国内久已失传，现藏日本国立公文分馆）。

  《砚笺》成书于嘉定十六年（1223）。前有自序言著作此书的缘起。卷一记端砚，卷二记歙砚，各附以诗文，原有砚图四十二式，已佚。卷三记诸砚品，共六十五种。卷四收录前人之为诸砚所作诗文。

  《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此书，称：“《宋志》所录砚谱，今存者尚有四五家，大抵详于材产质性，而罕及其典故。似孙此书独晚出，得备采诸家之说，又其学本淹博，能旁徵群籍以为之佐证，故叙述颇有可观。中间稍有渗漏者，如‘李后主青石砚为陶穀所碎’一条，乃出无名氏《砚谱》中，为曾慥《类说》所引，今其原书收入左圭《百川学海》，尚可检核，似孙竟以为出自《类说》，未免失於根据。然其大致驯雅，终与庞杂者不同。如端州线石为诸品所不载，据王安石诗增入，亦殊赅洽。钱曾《读书敏求记》亦称‘唐人言吴融《八韵赋》古今无敌，惜乎亡来已久。此存得《古瓦研赋》一篇，岿然鲁灵光也。’则亦颇资考据矣。”这一评价比较公允，指出了该书的学术价值。

  《砚笺》在流传的过程中，刊本较少，目前存世的有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潘膺祉如韦馆刻本和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曹寅扬州使院刊楝亭十二种本。其中，潘膺祉如韦馆刻本仅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为傅增湘旧藏。在此之前，宋代有过一个刻本，从诸家记载的情况来看，后世的各种传本大多源自这个本子。宋刻本在清初曾收藏于钱氏述古堂，《述古堂书目》著录《砚笺》四卷一册，并注明为宋板。可惜《砚笺》的这个宋板本子在后世消失，包括黄丕烈这样的著名藏家也无缘一见。

  刻本之外，传世的其他本子都是明清时期的钞本，根据各种著录， 曾经出现过的钞本不下十几种，例如：黄丕烈跋并题诗的明钞本（国家图书馆。此本曾经毛氏汲古阁收藏，黄丕烈得自顾侍萱）、清初钞本（国家图书馆）、清初钞本（开封市图书馆）、清嘉庆十五年（1810）张绍仁家钞本（国家图书馆）、清道光张蓉镜钞本（上海图书馆）等。这是现在有藏地可寻的的几种存世钞本。

  另外还有吴骞藏明钞本、陶五柳所收明钞本（有嘉靖年间藏书家吴岫钤印）、陆东萝自冷摊上收得的明钞本、 明天一阁钞本、明龙川精舍钞本， 这几种钞本目前不见于各大图书馆著录，不知是否尚在世间。

  此外就是现在见到的陈鳣家钞本。该书四卷两册全。卷前有“仲鱼图象”图文印，“得此书费辛苦后之人其鉴我”朱文印，卷端有“海宁陈鳣观”朱文印，卷末陈鳣题跋下有“仲鱼”白方印以及“仲鱼”连珠印，皆属陈鳣藏印确凿无疑。据跋文，乃陈鳣借得吴骞藏本之后，“属善书者重为影钞”，为陈鳣家钞本。

  陈鳣（1753－1817）字仲鱼，号简庄，清浙江海宁人。嘉庆三年举人。藏书甚富，精文字训诂及版本校勘之学。著有《经籍跋文》、《简庄疏记》等。其抄本甚多，据统计有二十五种， 高似孙《砚笺》四卷即为其中之一。陈鳣的藏书历来没有目录可循。先前，人们只是通过黄丕烈等人的题跋，知道陈鳣曾据吴骞藏本过录过一个本子，黄丕烈等人用陈鳣本校勘，但这个本子后来就几乎未再出现于世人面前。如今，陈鳣本终于现身，不能不令人倍感惊喜。

  陈鳣家钞本与张绍仁家钞本都是源自吴骞拜经楼藏明影宋钞本。二者的钞写时间也相同，都是在嘉庆十五年。张绍仁跋说：“嘉庆庚午（十五年，1810）孟春，从海宁陈仲鱼丈借吴氏拜经楼所藏旧钞本传录。癸酉（嘉庆十八年，1813）正月廿又八日再借黄荛翁百宋一廛藏本钞补阙叶，始成完书。绍仁。”黄丕烈利用所见到的各个本子校勘过之后，对陈鳣本给予充分的肯定。 在宋本不存的情况下，这种据影宋本钞本过录的本子自然很重要，何况此本是陈鳣家钞本，其意义更不同寻常。

  这个本子先后经陈鳣、黄丕烈校勘过。今所见卷中于行间字旁朱笔书写的校字，是陈鳣用扬州诗局本所校，各叶天头的墨笔校字是黄丕烈用陆东萝本所校。二人都对此本都甚为爱护，不轻易改字，仅将所校异文书于上下左右，可见古人于书珍爱之心。今陆东萝本已不见，藉此校文，亦约略可推想陆本之原貌。

  此本卷末，陈鳣、黄丕烈各自书两篇跋，十分重要。现录文如下：

  嘉庆十五年（1810）陈鱣跋：

  宋人论砚诸书传于今者，有若唐积《歙州砚谱》、米芾《砚史》二种，至若《砚谱》、《歙砚说》、《端谿砚谱》皆无撰者姓名，大抵详材质而罕及于典故。惟高似孙《砚笺》四卷成于嘉定癸未，较诸家为晚出，故得备采其说，又能旁徵群籍以为佐证。其叙述亦有条理，洵推文房宝极（笈）。钱遵王《读书敏求记》云：“昔人言吴融《八韵赋》古今无敌，惜乎亡来已久。此存得《古瓦砚赋》一篇，应录入《子华诗集》中。”则更有资考据矣。但其书流传甚少，《经籍志》作一卷，想亦不全，或係后人合并欤？同里吴氏拜经楼所藏旧钞，观其款式、笔迹，犹是明时影宋写本，因假之而属善书者重为影钞。吾家本出勃海，此书尤当谨守也。嘉庆十五年冬日陈鱣记。（“仲鱼”朱文方印）

  嘉庆十六年（1811）陈鱣跋：

  是书于康熙四十五年曹鹾使寅曾刻于扬州官署，所谓楝亭十二种之一也，剞劂甚精，惜款式已改。大抵书归种类，则必须改样以就其格之数目、版之大小，遂失书之本来，亦积习使然。然幸而刻之，流传于世，未始无功。爰取其本互勘一过，用赤笔细书其旁，勿遽轻改焉。嘉庆十六年春日鱣载记。（“仲”、“鱼”连珠印）

  嘉庆十六年（1811）黄丕烈跋一：

  余蓄书喜旧刻名钞，时刻不存焉。故此书虽有扬州刻本，弗之收也。昨岁见髯翁借得旧钞本，拟亦传录其副，尚未转假，适西宾陆东萝往冷摊获一钞本，末有跋，云从宋本传录，因从髯翁借此传录本，手校一过，似陆本胜此，爰校其异同于此册上。陆本亦有一二讹字，尚当据此改正。髯翁钞此，爱护之至，故校扬州本仅用硃笔细书于旁。余素性粗疏，下笔草率，点污之咎，知不免矣。辛未（嘉庆十六年，1811）七月处暑节后六日。荛翁黄丕烈校毕书。（“士礼居”朱文方印）

  嘉庆十六年（？）黄丕烈跋二：

  续从坊间取扬州本对勘，知是本实与扬州本同，宜髯翁校本无大异也。今而后不得不以余所校为胜矣。复翁又识。七月十七日。

  黄丕烈的这两道跋文特别值得注意。黄丕烈收书、校书终生，精于鉴别，经其判定的版本，殆不可移。经其收藏、校跋的刻本、钞本往往身价倍增。据称他的藏书在归汪士鐘时，凡有黄跋者，虽一行数字，汪士鐘必重价购之。当时吴中书贾于旧刻旧钞，虽仅一二卷，倘有复翁藏印，增价必倍；若题识数行，价辄至数十金。由此可见黄跋的价值，无怪乎藏书家和学者历来对黄跋给予高度重视。黄丕烈在其数十年积书生涯中，经其鉴赏校勘而留下题跋的书，计有千余部，存世八百余篇。潘祖荫、缪荃孙、章钰、吴昌绶等皆先后为之辑录，迄今仍有学者在继续从事辑录工作。然而，现在见到的各种辑本都没有收录黄丕烈的这两则题跋。书中除了陈鳣的藏印，只有“愚斋图书馆藏”书签贴纸一张，说明此钞本在陈鳣之后的很长时间内，似乎很少进入藏家视线，直到近代才成为盛宣怀愚斋图书馆的插架之物。这应该是书中黄氏题跋长期未被辑录的原因。这两则跋文与黄氏所藏《砚笺》另外两种钞本上的题跋，在形成时间大体一致，可以可以相互印证，通过《砚笺》不同版本的借校，反映了陈鳣、黄丕烈等同时代的藏书家之间的往来情谊。

  黄丕烈于一二年间先后获见陆东萝自冷摊所收明钞本、陈鳣家钞本、陶五柳所收明钞本、毛氏汲古阁旧藏钞本等《砚笺》的多种早期钞本，墨缘书福，可谓深厚。今日，陈鳣家钞本《砚笺》经过三百多年的“隐身”，再次完整地呈现到世人面前，今人亦可谓有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