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张裕钊传》中引用曾国藩的一句话：“吾门人可期有成者，惟张、吴两生。”此处的吴则是指“曾门四弟子”之一的吴汝纶，曾国蕃在其日记中还提到“吴，桐城人，本年进士，年仅二十六岁，而古文、经学、时文皆卓然不群，异材也。”可见曾国蕃对吴之看重。同治三年吴汝纶中进士，留佐曾幕，光绪二年又入李鸿章幕，当时清朝中外大政多决于曾、李二人，而曾、李奏疏则多出于吴氏之手。吴汝纶为桐城派传人，然其文风并未陷桐城末流之弊，光绪十五年任保定莲池书院山长，近代著名学者如傅增湘、严修、昌广生、马其昶等均出其门下，然吴思想开明，虽为国学大师，并不排斥西学，光绪二十三年吴读到严复所译《天演论》稿，甚为欣喜，“虽刘先生之得荆州，不足为喻”，并为此书作序，严复赞之曰：“吾国人中旧学淹贯而不鄙夷新知者，湘阴郭侍郞以后，吴京卿一人而已。”

  《瀛奎律髓》乃宋元之际学人方回所辑唐宋诗选集，在该书的自序中，方回解释了此书名的含义乃是取十八学士登瀛州五星奎聚之意，故曰“瀛奎”，又回所选皆五、七言律诗，故曰“律髓”，全书所选作品，均为唐宋诗人所作，分为四十九类，方回对其详加评点，故而此书反映了方氏的文艺批评观点，方氏论诗主江西，奉杜甫为不祧之祖，又以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为“三宗”，首倡“一祖三宗”之说，认为杜诗为唐诗之冠，黄、陈诗为宋诗之冠，而黄、陈则祖杜甫，方氏的观点对后世诗论影响较大，其又重格调说，谓“诗先看格高而意又到，语又工为上，意到语工而格不高次之，无格无意，又无语，下矣。”由此可见方氏追求锤炼语句和技巧，然后世对此亦有非议，《四库全书总目》评价方回的观点，“以生硬为健笔，以粗豪为老境，以炼字为句眼”。乾隆五十三年纪昀撰《瀛奎律髓刊误》一书，认为方回的诗论有三弊：党援、攀附、矫激，认为方回的选诗也有三弊：矫语古谈、标题句眼、好尚生新，然在具体评论中，亦对方回有肯定之处。该书的最早版本为至元二十年，实是以方回所撰至元癸未序言所书年款来确定者，流传至今者未见元刻，最早的版本乃明成化三年紫阳书院刻本，近二十年来，成化本仅在市面上出现过两部。

  光绪二十五年吴汝纶去世后，其门人贺涛大量搜集其师所批之书，后委托邢之襄代为刊刻，此《瀛奎律髓》为吴汝纶所作评本之一，刊刻于民国十七年，刑之襄亦是民国间有名的藏书家，其与傅增湘关系甚密，傅氏《藏园群书题记》中对邢之襄多有提及，如《题记》卷六有言“《扬子法言》宋刊本旧藏于海源阁杨氏，近岁以聊城被兵散出，为邢君赞亭（之襄字）所得，余曾得假观。”可见邢氏藏书水准亦属上流，故而其刊刻之书水准也同样上乘。

  一部书能够称之为善本，首要条件当然是名家所作名著，若是名家所刊刻的名本，自然更上一层，若再得以后世名家批校点评，则堪称“四美俱”矣。德宝上拍之邢刻潘批《瀛奎律髓》结字精丽，加之开本敞阔，蓝印初刷，实可奇人目睛。其虽为近刻然亦属名品，尤可重者乃现代著名学人潘伯鹰之硃批。潘氏十六岁应县试名列榜首，在清末曾留学北美，后又到德国、日本，潘氏英、法、德、拉丁等文皆通，属学贯中西的饱学之士，其曾研究考据义理之学，对文学亦有所涉猎，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大公报连载过一部小说名《人海微澜》，作品署名“凫公”，该小说的叙述主线是知识分子的情感和男女恋情，小说刊出大受欢迎，时清华大学教授吴宓推此书为当世说部第一，到一九三三年导演郑正秋将其改编后搬上银幕，易名为《春水情波》，女主角为胡蝶。后“凫公”又陆续发表《隐刑》、《生还》、《稚莹》等作品，凫公之名更是广为人知，过后许多年人们方知道“凫公”乃是潘伯鹰之笔名。

  潘伯鹰亦是现代书法名家，其所作《中国的书法》和《中国书法简论》两书被识书者奉为圭臬。潘氏的行书浏丽健劲，得《十七帖》及孙过庭《书谱》之法，被书界称之为“二王书风的积极追慕者”，然其正书则显露出碑帖并行的书法观点，潘氏在《奉赠沈参议》一诗中自言“我曾祖习《龙藏寺》，因识河南所结字”，谢稚柳评价他“师法河南，取其绰约，而舍其妩媚。”该拍品内有多处潘氏批校，其字迹之秀美亦可作书法作品观。潘伯鹰于旧体诗学亦有造诣，中山大学徐晋如博士曾评价潘氏诗学云“凫公才气、句法均近东坡，早岁七古，置入眉山集中，不辨楮叶。……诗境晚益苍，颉颃元亮。”由此可知，潘氏对《瀛奎律髓》之研究亦邃。本书硃批亦是对方回及吴汝纶所选所批之评价，其中优窳，非我辈能够置喙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