硯箋四卷，宋高似孫撰。清陳鱣家抄本，清陳鱣、黃丕烈批校題跋。九行十八字，小字雙行同，無直格。書口有“卷某”字樣。

  鈐印有：“仲魚圖像”、“得此書費辛苦後之人其鑒我”、“海甯陳鱣觀”、“宋本”、“仲、魚”聯珠方印、“仲魚”、“士禮居”。

  卷末有陳鱣、黃丕烈題跋各二道。

  最早著錄《硯箋》的是宋人陳振孫，在他的《直齋書録解題》卷十四有：“硯箋一卷，髙似孫撰”；其後馬端臨在他的《文獻通考》卷二百二十九“經籍考五十六”中也有著錄：“硯箋一卷，陳氏曰高似孫撰”， 馬端臨所言“陳氏”，即指陳振孫。高似孫(1158—1231)，曾任徽州通判，处州知州等。著作除有《硯箋》外，還有《疏寮小集》、《剡錄》、《子略》、《蟹略》、《騷略》、《緯略》等。乾隆年間，在編纂《四庫全書》時，高似孫所撰《硯箋》被收入其中。四庫館臣給予《硯箋》較高評價，稱：似孫有《剡錄》已著錄。是書成於嘉定癸未，前有自序，序末數語，隱澀殆不可解。與所作《蟹畧序》體格仿佛相似。陳振孫稱：“似孫之文，好以怪僻為奇”，殆指此類歟。其書第一卷為端硯，分子目十九，卷中硯圖一類，列四十二式，注曰：“歙石亦如之”，然圖已不具，意傳寫佚之也；第二卷為歙硯，分子目二十；第三卷為諸品硯，凡六十五種；第四卷則前人詩文，其詩文明題曰“端硯”、“歙硯”者，已附入前二卷內。是卷所載皆不標名品，故別附之諸品後耳。《宋志》所錄硯譜，今存者尚有四五家，大抵詳於材產質性，而罕及其典故。似孫此書獨晚出，得備采諸家之說，又其學本淹博，能旁征羣籍，以為之佐證，故敍述頗有可觀。……錢曾《讀書敏求記》亦稱，唐人言吳融《八韻賦》，古今無敵，惜乎亡來已久。此存得《古瓦研賦》一篇，巋然魯靈光也，則亦頗資考據矣。

  陳鱣(1753—1817)，字仲魚，號簡莊，又號河莊，清海寧（今屬浙江）人。清嘉慶三年（1798）舉人。精通訓詁，一意撰述。陳鱣喜藏書，且精於校勘，遇到宋元珍本，不惜重值购之，數十年間，藏書達十萬卷，其中不少宋元善本。陳鱣所心賞的珍本，皆喜鈐二印：其一，有本人小像的印鑒，該印鑒上端從右向左篆書橫題“仲魚圖像”四字；其二，“得此書費辛苦後之人其鑒我”。在管庭芬《经籍跋文书后》一文中称他常与钱大昕、翁方纲、段玉裁等名宿探讨，质疑问难，以为乐事，可见他在当时学术界有很高声望。做学问离不开书籍，因此他十分重视藏书，并与书林达人鲍廷博、吳騫、黃丕烈交好，常互換所藏，傳抄校勘。我们能够在今天看到黃丕烈、陳鱣批校题跋的景吴骞藏旧抄本《砚笺》就是典型一例。正是这些收藏家群体合作，使许多先贤古籍整理的成果得到保存和传播。陳鱣是清代著名学者，著有：《經籍跋文》、《簡莊疏證》、《簡莊綴文》、《簡莊文鈔》、《簡莊詩抄》、《兩漢金石記》等多種，在学术上很有影响力，在他身前身后，只要书中有其藏印或手迹，售价就会很高，故在清末民国间就有钤盖陈氏伪印的古籍出现，大家应该注意鉴别。

  黃丕烈（1763—1825），字紹武，號蕘圃、蕘夫，又號複翁，清長洲（今江蘇蘇州）人。乾隆五十三年（1788）舉人，捐為六部主事，複即告歸。喜聚書，聞有宋元精槧，或舊抄善本，不惜多方購置。室名曰“百宋一廛”，藏书处有“陶陶室”、“读末见书斋”、“士礼居”等《清史列传》中记：“乾嘉之际，东南藏书家，以士礼居为大家。”《清朝野史大观》又记：“前清二百七十年间，南北收藏家，其于古书而言，版本源流，深知笃嗜者，颇不乏人，必以荛圃为臣擎。”由于黃丕烈精于鉴别，因此被洪亮吉推为清代“赏鉴”派藏书家代表人物，其影响绵延至今。故凡有黄氏题跋之书，皆被藏书家视为拱璧并珍藏。

  讀本书中陳鱣第一道跋文，有“同里吳氏拜經樓所藏舊鈔，觀其款式、筆跡猶是明時影宋寫本，因假之，而屬善書者重為影鈔。”我們瞭解到這部《硯箋》的底本出自吳騫的拜經樓，陳鱣鑒定後認為“是明時影宋寫本”，故屬“善書者重為影鈔”而成；通過讀陳鱣第二道跋文，有“是書於康熙四十五年曹鹺使寅刻於揚州官署，所謂楝亭十二種之一也，剞劂甚精。……爰取其本互勘一過，用赤筆細書其旁，勿遽輕改焉。”可知《硯箋》在康熙四十五年，由曹寅刻於揚州使院，並收入《楝亭十二種》中。陳鱣用自藏本與楝亭本互校後，將出校的文字用朱筆細字夾註在自藏本上。字裏行間，可以感受到陳鱣對自藏本的珍愛。

  黄丕烈对陈鱣本《砚笺》的文献价值也是非常看重的，他在陆东萝本《砚笺》的跋文中多次提到用陈鱣本与其他版本互校，如他写到“昨岁于陈仲鱼案头见一钞本《砚笺》,思假录未暇及此，今适有此遂假归手为勘一过，而又以陈本之胜，此及疑似者疏诸卷首素纸。”又如，“见有海宁陈录吴本矣，拟抄之未果也，见有陆收钞本矣，因借陈本勘之，又借近本勘之(指扬州刻本)，知陈本善矣，又知陆本善矣，而近本无取焉。”（见《荛圃藏书题识》卷五）

  黃丕烈在陳鱣本《砚笺》中的跋文，有“余蓄書喜舊刻名抄，時刻不存焉。故此書雖有揚州刻本，弗之收也。”可知黃丕烈收書和藏書的理念。又有“昨歲見髯翁，借得舊抄本，擬亦傳錄其副，尚未轉假，適西賓陸東蘿從冷攤獲一鈔本，末有跋雲，從宋本傳錄。因從髯翁借此傳錄本，手校一過，似陸本勝此，爰校其異同於此冊上。陸本亦有一二訛字，尚當據此改正”。可知黃丕烈用陸東蘿本與陳鱣藏本互校，指出二本優劣。 “髯翁鈔此，愛護之至，故校揚州本僅用朱筆細書于旁，余素性粗疏，下筆草率，點汙之咎不免矣”。黃丕烈此言有自嘲之意，也有敬佩之意。自嘲的是自己校書下筆随心所欲；敬佩的是陳鱣校書細緻認真。眾所周知，黃丕烈本是愛書之人，尚出此語，可見陳鱣心愛此《砚笺》的程度。跋中凡遇“髯翁”前空一格，表達了黃丕烈對陳鱣的敬重。

  黃丕烈嗜书之情有三个特征与以往众藏家不同。一是，祭书之仪由其始创。他常于每年除夕邀聚书友举行祭书之典。二是，惜书不惜钱，购书不计钱。他曾说：“钱物可得，书不可得，虽费与勿较耳。”（《荛圃藏书题识》卷十“跋三谢诗”）三是，兼收并蓄，校跋不遗余力。他曾说“余好古书，无则必求其有，有则必求其本之异。为之手校，校则必求其本之善，而一再校之。”此次德宝上拍的陳鱣抄本《砚笺》，从书中批校文字和黃丕烈跋文推知，此本他亲笔校过二遍，由此可知其“校则必求其本之善，而一再校之”，绝非虚言。难怪他不无得意地在《砚笺》跋文里写到：“今而后不得不以余所校为胜矣。”

  黃丕烈所作跋文，极有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徐珂在《清稗类钞》中称：“黄荛圃每得一书，即加题跋。甘苦自知，寸心如见。其书法亦能一空依傍，苍秀绝伦，疏不容有人做伪也。间题小诗，或以纪缘，或以写怀，盖其欢愉之思，悲愤之怀，无不寄之于露抄雪购，手校目诵之中也。”

  目前，宋元本《硯箋》未見傳世，這部陳鱣家抄本《硯箋》，其底本確為吴骞秤经楼所藏明時影宋寫本，而吴骞本在近数十年未见各家著录，包括《中国古籍善本总目》，亦没在世间露面，不知所踪，所幸有陳鱣临本在，使我们还能领略吴骞影宋本《砚笺》的风貌。由于影抄古籍，费工费时，不是珍贵的书，一般不轻易动手。所以古籍中的影抄本非常少见。它们的底本往往都是珍贵难求，值得古人花大力气去摹写。所以影抄本的珍贵，道理不言而喻。这里特别提一下，为什么出于陳鱣这样的名家抄本会更加宝重呢？因为藏书名家，深谙古籍版本，收藏富，眼界高，交际广，有更多机会遇到名贵的版本。他花精力搜求，设法传抄的古籍，肯定是传世罕见的精品。拍品集“影宋抄本”、黃丕烈、陳鱣批校題跋于一書，傳世稀罕，尤为难得。特别是二道黃丕烈題跋未見出版，更增添文獻價值，望識者珍之！

国家图书馆善本部 研究馆员 趙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