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书版本鉴定中,材料学的鉴定至关重要，其中尤以纸张鉴定成为古书鉴定中最重要的一个依据，其中尤以公文纸的印刷最为特殊，公文纸印书，用原已印上格线的公文用纸式已写过字的钱本良册纸反折过来，利用空白的背面印书，式称“册子纸”、“库抄纸”。这是《中国古籍版刻辞典》中对其数种书式的定义，本人因工作之便，倒是见过两种：

第一种是明嘉靖十七年方献夫刻《通典》，白棉纸印本，此本《中国古籍善本总目》著录是明刻本，未言年代。而傅增湘在《藏园群书题跋》（P254）云其为“嘉靖戊戌方献夫本”。当时对傅氏一说半信半疑，后在其纸背后发现墨迹，细观之下，方知其为嘉靖二十五年的公文纸，与傅氏所云“嘉靖戊戌（十七年）”相差无几。

而细读纸背公文发现了有关“西城龙江关外屠户孙瓒”的诉讼案件记录，西城龙江关，即指今南京市西北部挹江门外的下关港区，清代时才改为“下关”，之前都称为“龙江关”，知其所用为南京二十五年的公文纸，而且方献夫晚年洽在南京养老，其于嘉靖二十三年过世，此书刻印俱在南京的可能性也就大大增强了。傅氏所言当非虐语，可惜此本仅存卷一百一十二至卷一百一十七（2012年9月1日夏季拍卖会第73号拍品）。

第二种是明嘉靖四年萧鸣凤刻《鲁斋遗书》，白棉纸印本，此本《中国古籍善本总目》著录仅有一部，传世较少。其更为奇特的是，公文纸的用法与第一种完全不同，前者是用纸背无字者印刻，而这种则是用公文纸的正面印制的，每张纸皆有蓝色印格，而且还钤盖有一方九叠篆长方型官印，惜印文已不清楚无法辨识。这部书书首有刻书人萧鸣凤的刻书序，知其这部书在嘉靖四年，萧氏任河南学政期间，在开封府衙刻的，所用公文纸应当是开封的公文纸。书中还有少量朱笔批要，改“思”改为“惠”、“一”改为“日”，大都为形近而误的字，怀疑其是初印的样式，并非正式出版物，故用公文纸印刷。但有一点颇不解，就是公文纸上一字不落，仅盖有官印，在上面还有蓝格，极似古代的空白账册。在明洪武年间，朝廷曾有“空印案”，就是因为这种盖有官印的空白账册印发的，当时被杀的地方官多达百人。这类盖有官印的空白账册还堂而皇之的用来印书，真是讽刺。不想一百多年后，惜其仅存八卷（2007年11月秋季拍卖会第139号拍品）。沈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及该本，云其为一家图书馆买去，但云其为背面钤有九叠篆官印，就是误记了。它是用公文纸正面印的，栏线与官印皆在正面。

用公文纸印书、抄书，最早在唐人写经中就已有发现，宋至明皆有出现，清代才少有此等事情发生，后来藏书家们言及公文纸印书的原因时，大多与“敬惜字纸”不损物力联系起来，即所谓“敬惜字纸”是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的一种良好美德，代表着古人敬重文化的思想，甚至还有将“敬惜字纸”与“基颉造字，历代帝王将相及平民百姓对其相当敬重”联系起来，将一种行为彻底上升到了道德层面，其实所谓“道德，人们经济生活与其他社会生活的要求的反映”（《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关于人的基本特性及其他》），如果将公文纸印书这一奇特现像放入明代经济生活中去考察，就不难发现其存在的原因了。

公文纸上至皇室，下至地方衙门，来源无非三个途径，一是卖纸；二是买纸；三是纳纸，其中纳纸（一种实物税赋）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最为深远，因为纳税是所有人都脱不开关系的，且纳纸中负担数量最多的既不是商人，也不是平民，竟然是囚犯。

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下令：“凡问过囚人发审，有名者各纳纸一份”（明会典•137卷），这是囚犯纳纸之始，但其一份有多少？并未见详细规定，直到正统二年，才正式出了详细的量化规定，囚犯纳纸大致分官纸、民纸、军民纸三类，凡文武官政委、监生、生员、吏典、总小旗、知印、承差、僧道官、医生、天文生、应袭生、置老等13种人须纳官纸1份，即榜纸40张；而军校、灶匠、厨役、勇士、力士及各余丁、阴？人、民人妇人等9种人须交民纸1份，即中夹纸50张、奏本纸10张、手本纸5张，另有军民纸的分类人群等等，规定致细，而其中只有死囚、全家发配以及经济上极其困难者方可免除纳纸（以上内容见《明会典》179卷）。

后来更是变本加厉，明初时还要求囚人（被告）纳纸，至弘治年间，又要求原告诉人也要纳纸，以至于主管诉讼案件的三法司（即刑部、都察院、大理司）系统藏议上的成为所有帝国行政部门中纸张最为充裕的部门。

以至于弘治十年议准，吏户礼兵工等在京衙门，每年所用纸张可从刑部关支，不够，于都察院支领，再不够，则于两法司支脏罚银关办，弘治十七年，又议准在京内外大小衙门及纂修书籍等项，该支纸？，每年春秋二季赴刑部，夏冬二季俱赴都察院各照数开用（《明会典》179卷），就连每十年才编制一次的府州县衙黄册，也都是从各级刑部、都察院关领，不是部分才由应天府等各级政府支给官钱买用，前面所提及的第一种公文纸印本《通典》，后面文字皆是南京当地诉讼案件，应该就是这种三法司用纸了，我估计若是对于全国公文纸本文字进行统计的话，这种诉讼案件应该占了多数。

另一个纳纸的群体就是商人。正统三年，明政府规定盐商每贩币二百斤为一引，如相应盐税外，还需交纳中夹纸1张，景泰五年，规定贩卖茶叶一百斤为一引，须中夹纸1张（《明会典》卷37），看似纳纸数量似乎没多少，但查经济史就会发现，明代实行盐纲制，全国持有盐引的商人分为10个纲，每纲产盐多达20万引，也就是说全国年产盐差不多200万引，一引纳中夹纸一张，单单盐税一项，各级政府就可以纳纸200万张，（根据《明会典》卷195记载，全国十个省全年向朝廷贡纸，全部加一起不过150万张），全年贡纸数量还不敌盐税纳纸的四分之三，可见其纳纸之数量之巨，赋税之重。

而明政府在用纸方面则又极为吝惜，在一些本应支付的民生事业的用纸更是斤斤计较。如当时国子监的监生用纸，虽不用自带，但管理极严，其“课仿纸，月大尽，每人三十一章，小尽三十张”（《明会典》卷220），月大尽就是30天，小尽就是29天，差不多也就一天一张，但你以为这些纸就完全属于你了？明人陆容的笔记《菽园杂记》卷12中就记载：“国子监课薄，仿书，按月送礼部，仿书送光禄寺包面，课薄送法司背面起稿。”课薄，就是作业本，仿书就是练字本。这每一天就一张的练字本，作业本用完还不能扔，按期送礼却审查，看有无“反党反人民”的内容，之后购销盖章。作业本估计整齐点，送给三法司打草稿了，练字本估计太潦草，竟只得送给做改的光禄寺包面去了。不过，最惨的还是学医的，“凡本院（太医院）合用纸札，俱令府州县，举到医士考中者，量纳立用”。（《明会典》卷234）。您品学兼优，考上太医院，所用的纸，还得自备，太医院一律不提供纸张，其待遇还不如一个国子监的监生。

通过以上史料，你就不难发现，如果你是一个生活在大明的普通平民除平时苛捐杂税外，竟还有缴纳实物税——纸张的义务，而且不管你学习、经商，甚至坐牢，都要缴纳纸张，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将“敬惜字纸”四字牢记于心，也就不难理解了。

公文纸印书，有专家统计，海内不过八十余部（无论全帙、残本），其中大多为明代及以前的公文纸，而清代的公文纸印书反而少见，除明万历年代张居正变法，实物税统一为货币税外，还与纸张的产量在清代大幅提升有很大关系，就拿贡纸一项来对比，就不难发现其中蕴含的巨大区别。根据《明会典》的记载，江西省一年贡纸20万张，已是贡纸大省了，仅次于直隶的30万张，全年各省进贡纸张总数在150万张上下。但根据《皇朝文献通考》，在清中期，江西一省全年进贡抬连纸就可达100万张，福建省也可达到100万张，仅此江西的贡纸数量就超过了明代十个省的全年贡纸数量。从中就可以看出纸张生产力的大幅提高，纸张也就不像明代那么金贵了。到了今天，“敬惜字纸”四字更是似乎被人们遗忘，也仅仅在环保人士的呼吁中才能听到一些余音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