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忘得亭遗存》专场的260件藏品中，最为独特的藏品就是这件《四库全书样本》了。据忘得亭主人自己的叙述，他是在80年代末的中国书店购买的这部书。

当时在书店柜台上总共看到三本，其中两本为青色绢面，封面书签并非黏贴,而是直接在绢面上手画书签界线，上有墨笔手书“文津阁四库全书样本”（下文简称《样本》）九个大字，另一本却为黄色绢面，封面没有墨笔手书。三本内容一致相同，都是只有四页。当时他和店员都以为这三本只是普通的《四库全书》残页，没有什么特殊的，他就想买个残页做书样算了。当时只觉得这本黄绢封面的更有“皇”气儿，与那两个迥然不同，便挑了这本。

回家后自己欣赏，觉得这东西又似乎不是普通的残页，第二天便返回书店，希望把那两本也给买了。结果店员告知他：昨天店长看到这书，说不让卖了，直接回大库了。他也只得作罢。

今天细观此书，黄绢封面，包背装，书中共有四页，每页两面，每面都写绘上了不同的书，每面一种，共八种书，分别是：

周易注疏	钦定西域同文志
六艺之一录	春秋大事表
西清古鉴	皇清职贡图
倚松老人集	救荒本草

在泰和嘉成2016年的秋拍古籍专场上，正好也有一部《样本》以12万元的价格上拍，刚好就是当年忘得亭主人在中国书店所见到的其中一部，正文内页完全一致，仅封面不同。二者封面对比图：

正如那墨笔题签中“样本”所提示的，这四页纸中包含的八种书，内容不是重点。重点的是它们所代表的八种样式，即：

 
这区区四页纸，八种书样，就将一部共7.9万卷，3500册，8亿字的《四库全书》所使用的样式高度概括了出来。

其实在清内府刻书抄书的历史上，是有先拟定版式让皇帝或总负责人先行阅览决定，然后再发写刊刻的惯例的：

乾隆四十年八月十二日军机大臣就曾上书云：“臣等遵旨将满洲蒙古合璧《清文鉴》写入四库全书，谨拟缮款式进呈，恭候钦定发下，臣等即交馆遵照办理。谨奏。”（《档案》P421）。

像满蒙合文《清文鉴》这种需要特殊版式的书籍，在抄写时都是需要提前写好清样，让皇帝亲自定夺，等他同意后，再行发写。至于如《四库全书》这种天字第一号文化工程，单单精通馆阁体的抄书手就使用了4500多人，而且抄了整整不下十年时间才最终完成。如果在这个浩大的过程中，没有一个统一的版式做样本，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其版式自然也是由皇帝亲自拍板决定的：

乾隆三十八年闰三月十一日军机处的奏折中提到：“遵旨，将官刻各种书籍及旧有诸书，先行陆续缮写。其卷帙甚为浩繁，臣等酌议：凡应写各书，俱于每卷首行写“钦定四库全书”卷几万、几千、几百、几十，下注经部、史部字样。次行方写书名、卷次。但首行卷数，此事难以预定，謄写时暂空数目字样，统俟编辑告成后再行补填。于排簒体制方能井然不紊，谨将篇式缮写进呈。”(《档案》P75)

这个“篇式”应该就是我们见到的这些《样本》了。这也清晰阐述了其中《周易注疏》与《倚松老人集》虽然截取了首页，却在下面没有注明“经部”，“史部”的原因：按照《四库全书》的编辑顺序，这些文字都是成书后统一由专人填写的。该本作为给抄书手看的样页，自然也就不会写了。

之后还有一段小插曲，就是在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十九日永瑢奏疏中云：“查应缮写遗书内，如许慎《说文》、郭忠恕《汉简》、楼昉《汉隶字源》等类，多专系篆隶字体及钟鼎古文，必得通晓六书者，方能篆写无误，而现在謄写内尚无其人，难以发缮，应请添设篆字謄录四名，于在京之举贡监生内，择其精于篆学者，召募充补，仍照个謄录之例，一体办理。”(《档案》P278)。看来，《六艺之一录》中的隶书样式还真不是是个只擅长馆阁体的读书人就可以驾驭了的。

那为什么忘得亭主人在中国书店柜台上看到的这个样本，会同时出现三个呢？按理说给皇上定夺的样本，应该只有一个才对，根本没必要抄那么多。因为文献档案的匮乏，我们已经无从得知了。但依据现有的档案，大致可以有个比较合理的推测：

在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初八日内阁收到的上谕中提到：“朕稽古右文，究心典籍，近年命儒臣编辑四库全书，特建文渊、文溯、文源、文津四阁（即北四阁），以资藏庋，现在缮写头分（份）告竣，其二、三、四分（份）限于六年内按期蕆事”。（《档案》P1589）

乾隆可不是个好伺候的老板，三部《四库全书》（每部都差不多要8亿字），必须六年内就得全部抄完。馆臣们被他逼的没办法，只得在奏折中直接跟他摊牌算账：

“……仍核定字数，每人每日写一千字，每年扣去三十日，为赴公所领书，交书之暇。计每人每年可写三十三万字，并请照各馆五年议叙之例，核其写字多少以为等差……”（《档案》P78）

馆臣们说的很客气，意思却只有一个：想要抄的快，您得给我加派人手，提高奖励机制，否则“六年抄完”就没戏了。并且为了加快速度，他们提出了各阁《四库全书》同时抄写，齐头并进的主意：

“今恭缮《四库全书》陈设本一样四分（即指北四阁本），卷帙浩瀚，字数繁多，必须同时分缮成编，庶不致汗青无日，而其字画须端楷，又未能日计有余，非多派謄录人员不能如期蒇事”（《档案》P77）

可见北四阁的《四库全书》抄写工作，都是由各组抄写人员同时进行的，这就势必要求有多个《样本》，至少每个抄写组都要配备一个《样本》。那两本带有题签的青色绫子面《样本》，应该是就是抄写文津阁《四库全书》时做出来给各组写手们当样子用的，而它们的母本应该只有一个：就是当年进呈给皇上看的那个《样本》。

总结一下：流程应该是大臣们提供“总样本”，皇帝对“总样本”提出修改意见并首肯后，便由专人依样抄写数部“分样本”。它们统一用青色绫面（即《四库全书》中经部典籍使用的颜色），使用包背法装帧，但都不题写书名。待各阁的抄写组领班人员前来领“分样本”时，再统一根据阁名用墨笔题写书签。这也是为什么书签采用了如此急就的方式来直接书写，而不是采用粘签的方式。

那它们的母本“总样本”有没有可能就是这个与众不同的黄绢本写样呢？

另外，根据内府的规矩，这些《样本》，在《四库全书》抄写完成后，是肯定要连同母本一同归档存入内府的。这也是这三本为什么会那么巧，同时出现在中国书店柜台上的原因了。至于他们从故宫大库到中国书店柜台这段漫长经历究竟为何，就无从考究了。

另外，现在的众家公藏中，国家图书馆也藏有一部青色绫子面的《文津阁四库全书样本》，内容与这两个本子相同，不知道是否是从故宫博物院直接调来的？或者就是当年忘得亭主人见到的两本中的另一本？如果是，那这三个本子就已经全部水落石出，浮出水面了。

这件《四库全书样本》则会在7月29日德宝拍卖《忘得亭遗存》专场中出现，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