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中期，苏洵和他的两个儿子苏轼、苏辙皆以诗文著称，史称“三苏”。其中，苏轼最为出名，他睿智聪慧，至情至性，多才多艺，有“坡仙”“诗神”“词圣”的美誉。然而，苏轼一生坎坷，颠沛流离，从政四十载，竟被贬谪流放了三十三年。正如著名史学家钱穆所说：“他一生奔走潦倒，波澜曲折都在诗里见。”

      苏轼的诗文包罗万象，以致“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面对滚滚长江，他高唱着“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中秋佳节，思念弟弟，从而留下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千古佳句。苏轼一生留下了许多诗词文章，他刚入仕不久，就冒死向年轻的神宗皇帝上了一篇《上神宗皇帝书》。到了清代，这篇上书被单独刊刻印行，这便是著名的《苏东坡先生上神宗皇帝书》。说起这篇上书，还要从王安石变法谈起。

      王安石年轻有为，入仕后，他“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宋仁宗嘉祐三年（1058），王安石调为度支判官，他进京述职，作了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也。”于是，他揭起变法大旗，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在此次上疏中，他指出了国家积弱积贫的现实，这便是经济困窘、社会风气败坏、边防安全堪忧，而解决的根本途径在于效法古圣先贤之道、改革制度，建议朝廷改革取士、重视人才，但仁宗并未采纳王安石的变法主张，这令王安石颇为失落。

      此后，朝廷多次委任王安石以馆阁之职，但他推辞不就。治平四年（1067），宋英宗去世后，宋神宗即位，改元熙宁。熙宁元年（1068），神宗为摆脱宋王朝所面临的危机和困境，召见王安石，王安石提出治国之道，神宗认同王安石的相关主张，要求其尽心辅佐，共同完成这一任务。王安石也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所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熙宁二年（1069），年轻的宋神宗锐意改革，他任命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法。然而，就在变法推行之际，刚刚从政不久的苏轼便上书神宗，陈述新法之利弊，反对王安石的一些措施，这就是著名的《上神宗书》。开篇便说：“臣近者不度愚贱，辄上封章言买灯事。”此时，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保守派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苏轼也因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而被贬授为杭州通判。这是苏轼一生中第一次被贬，也意味着当时北宋政坛保守派的失势，因此这篇文章无论在讨论苏轼的人生经历还是考订北宋王安石变法的历史都具有重要意义。又因这篇上书文笔精妙，故传诵极广。不过，这篇上书一直收录于苏诗文集中，从未见到有其单刻行世的记录。到了清乾隆年间，学者蔡焯在清代史学家浦起龙的鼓励下，对其进行了注释，并将之单独刊刻。

      在北京德宝成立十五周年之际，公司有幸征集了这部流传稀少的《苏东坡先生上神宗皇帝书》。是书为白纸印本，写刻上版，单刻单行，非丛书零种。文中有墨笔批注，卷前有清代著名史学家浦起龙序，称苏轼这篇《上神宗皇帝书》是“言事最钜之章，关宋室盛衰之会，不当与他文等”，因此蔡焯才“详注其篇”，卷末有“乾隆丙寅中秋锡山蔡氏刊本”刊刻条记一则。此书刊刻于乾隆早年，却未收录于善本书目之中，诸家书目也极少见，仅《贩书偶记》有过注录，其传世当属稀少，此白纸本更是难得一见。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九百多年过去了，苏轼那牵黄擎苍的豪放形象依然活跃在那些千古传诵的名篇之中。其中，不仅有“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的丝丝怅恨，也有“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的人生感慨。而这篇上书也见证了他的“少年狂”，苏轼的诗词文章“雄视百代”，不愧为千古文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