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存的各种地方志，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珍贵财富。它蕴含着我国各地方行政区域历史状况方方面面的信息，他不但是中国人民的宝贵文化遗产，也是世界人民的宝贵文化遗产。

“前人论及方志，说其有二长，一曰‘地近易核’，二曰‘时近迹真’。”故方志记事比较可信，且记载广博，无所不有。它是一个地方全面综合性的文献资料，对当地的行政建置、地方沿革、田赋徭役、山川形胜、风情民俗、名贤官宦、武备兵防等等，无不详尽记载。称地方志为民族文化的史料宝库绝非虚言，这已是学者们的共识。

      地方志收藏家，最著名的是明代大藏书家范钦和清末民国间的王绶珊。其中，范钦的天一阁以藏明代方志最为著名，据冯贞群编《天一阁方志目》著录，约有二百七十余种（附清代十种），以明代嘉靖以来方志居多，现存明代孤本方志，多赖其传承。近代大盐商王绶珊，以经营盐业致富，为民国初年沪上著名藏书家，以藏方志为重点，经二十多年时间博采旁搜，积书数十万册，其中地方志二千五百余种，内有明代方志十二种，有《九峰旧庐方志目》，顾颉刚作序曰：“先生迩年以收集郡县志乘为职志，远自陇西，僻及滇南，奔凑而至，九峰旧庐中为之充积而不可回旋。”范钦、王绶珊对保存我国地方志书和研究地方志做出了很大贡献。

      本场参拍的地方志有二百一十余种，内有明代方志二种，一为明嘉靖刻本《续澉水志》、一为明天启刻本《海盐县图经》（略有缺卷）。清代方志是主体部分，从康熙、雍正、乾隆至同治、光绪各朝均有刻本、木活字本。民国间方志占小部分，有刻本、排印本、石印本等。这些方志除了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外，艺术价值亦不可低估。多数方志附有插图，有不少插图镌刻精美，如初印的清康熙刻本《敕建广济寺新志》、雍正刻本《西湖志》等，是清代版画佳作；有的字体写刻秀雅、方字端庄，或套印、或蓝印，颇为悦目，堪称清代刻本之白眉。亦有多部方志被《中国古籍善本总目》著录。

      值得一提的是，参拍的志书中有五十余部山志、水志、湖志、祠志、庙志等。其中有清康熙刻本《庐山志》、《武夷山纪要》（《中国古籍善本总目》著录仅一部），雍正刻初印本《西湖志》，乾隆精写刻本《太湖备考》、《焦山志》，嘉庆刻本《泰山志》、《九嶷山志》，道光刻本《峨嵋山志》、《武夷山志》等，还有较少见的康熙刻本《白鹿洞志》、咸丰刻本《岳麓书院志》、光绪刻本《漂母祠志》、民国木活字本《龙凤山志》、《正本学校志》等等，可谓洋洋大观。这些志书不但文物价值、艺术价值较高，而且很适合欣赏阅读，真可谓“名山大川，胜迹风情，卧游可也。”

      民国期间，美国、日本及欧洲一些国家，如英、法等国的图书馆、研究机构、大学都在搜求中国的地方志，那时国内的一些图书馆也大力购买方志，所以那时清代方志价格较高（明代方志在民国时已难寻觅），超过其他清代古籍，甚至比一般明刻本、内府本还要贵。但如今，国家不允许古籍出口，国内图书馆由于经费问题基本不再购买古籍，而古籍藏家又多没有注意到地方志古籍的真正价值。故目前的方志在古籍中属于价格偏低的品种，可以说它们是古籍中的“潜力股”。

     本场这批地方志由数位藏家共同提供，其中一位重要藏家一人提供了一百七十余部（包括山志、水志、湖志、寺庙和祠志五十余部）。这位藏家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收集地方志，历经二十多年，大致做到了“人无我有，人有我精（指同一种方志的年代、印工、书品等更好）。今非昔比，自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之后，一个读书人、学者如不刻意收寻，是难以达到如此规模的。这批方志虽然数量不是很大，但能从天南海北把它们聚集在一起，已经很不容易，毕竟这些书都是可遇不可求的。真诚希望这批地方志书，能有一个好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