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德宝将上拍一部连四纸印武英殿聚珍本《钦定重刻淳化阁帖释文》，此书为一书林老前辈提供，武英殿聚珍本书籍一直被认为是清代活字本的代表作，虽属珍贵，但也并不算特别稀见的书，有时一场拍卖会上两种同时上拍的情况也时有出现，但这一部奇就奇在是用连四纸刷印的。据现有的拍卖纪录来看，自有古籍拍卖以来，《武英殿聚珍本》连四纸本仅上拍过两部，一部是在2009年秋拍出现的《学易集》，因有避暑山庄的钤印，故以八十五万余元成交，另一部连四纸本书名也为《钦定重刻淳化阁帖释文》，其在2008年秋拍拍卖会上以十余万元价格成交。古籍拍卖十余年，算上此次德宝征集的这部连四纸本《释文》，总共也仅有三部，为何竹纸本在拍场上尚可见到，而连四纸本却如此罕见呢？
在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王际华，英廉，金简三人的奏折中，我们似乎找到了一点答案：“所有应用武英殿聚珍版排印各书，今年十月间曾排印《禹贡指南》，《春秋繁露》，《书录解题》，《蛮书》共四种，业经装横样本呈览，今续行校得之《鹖冠子》一书，现已排印完竣，遵旨刷印连四纸书五部，竹纸本十五部，以备陈设，谨各装潢样本一部，恭呈御览外，又刷印得竹纸书三百部，以备通行。”
又乾隆五十一年七月二十日和珅等人上奏折云：“今早现时，业遵来示奏请。面奉谕旨：“此书（指《四库全书考证》）除排印陈设二十二部外，著照例排印通行书三百部，不必格外加增，钦此。”
而乾隆五十七年七月十八日，军机处又上奏“遵查《钦定诗经乐谱》，于乾隆五十四年二月刊就进呈，刷印二百部，奉旨交各处存贮二十部，分赏一百三十五部，其余四十五部交武英殿收存，谨奏。”
以上就是《四库全书纂修档案》一书中记载的三条内府所存奏折，其中我们不难看出每种武英殿聚珍本只印不过二百部至三百部不等，其中进呈存贮本刷印二十部至二十五部不等，十之八九为竹纸本，而连四纸本却仅仅刷印了可怜的五到十部左右，也怪不得古书拍卖十余年，连四纸印本也仅仅出现过三部了。
奏折中其实最耐人寻味的倒是乾隆皇帝本人的态度。馆臣因为《四库全书考证》对整部《四库全书》的编纂有重要意义。所以早在乾隆五十一年六月十三日的奏折中就已经隐约提出了希望用木刻形式刊印该书，以便永久保存。但这项提议不仅遭到乾隆皇帝的冷遇，而且在上面这些引文中我们还可以看出，连最后加印的请求也最终被否决了，态度之坚决着实令人感到奇怪。其中所隐含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则要从另一部殿版书——《佩文韵府》说起了。
《佩文韵府》是康熙五十一年由扬州诗局负责刊刻的本子，后将书版进呈内府，此书也成为殿版书“外刊”的代表作之一。在康熙五十二年九月初十的李煦奏折中云“窃臣煦与曹寅，孙文成奉旨在扬州刊刻御颁《佩文韵府》一书，今已工竣，谨将连四纸刷钉十部，共装二十箱，恭进呈样。再连四纸应刷钉若干部？将乐纸应刷钉若干部？理合奏请，伏乞批示遵行，解送进京。臣煦临奏可胜悚惕之至。”硃批：“此书刻的好的极处，南方不必钉本，只刷印一千部，其中将乐纸二百部即足矣。”也就是说《佩文韵府》在刊刻之初就刷印了一千余部。
但在乾隆年间的另一部奏折中，我们发现，《佩文韵府》的刊印数量实际上远远大于这个数字，而这些数字也肯定给当时浏览奏折的乾隆皇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十一日郡王永珹上奏书云:“惟预备查用陈设之书，缘初告成时，各宫殿应行陈设之处，俱经陈设，嗣后即有佳用，为数无几，现查存积甚多，又有自康熙年来臣工陆续奏进之书，向例不一在通行之列。如《佩文韵府》，现存一千九十余部，此即外进之一种。其他《性理精义》，《御选唐诗》《朱子全书》等类，现存六，七百部至一，二百部不等，充溢库内，不特书籍繁多，日久存贮为难，且安放多年，将来保无霉虫？臣等公同商酌，请将前项书籍，无分外进内刊，凡数至一千部以上者，拟留二百部，一百五十部以上至六七百部者，拟留一百部，其一百五十部以下者，拟留五十部。”
也就是说，从康熙五十一年至乾隆三十九年，已过了六十二年时间。经过六十余年间的颁赐，陈设以及自然消耗，其库存量竟还有一千零九十余部，竟比初印时还多了三十余部。现在保守估计，其印刷量至少要超过一千五百部。乾隆皇帝看到此奏折后也是无奈，只得遵其建议，将其通行流通，以减少库存。
而通行贩卖一个月后，又如何呢？在乾隆三十九年六月二十六日的另一份奏折中，我们看到了以下文字：“此项《佩文韵府》，原有一千九十六部，奏明存库二百部，应发售八百九十六部，已卖去四十四部。”另“奏明库存二百部，查此书应发售共计八百九十六部，自本年五月奏准发售之日起，迄今售去四十四部。”。一个月时间，只卖了四十四部。而且乾隆皇帝在奏折的批复中，对书籍出售的价钱大为不满，认为是低于成本价给贱买了，通知馆臣更改售价。而馆臣在奏折中为皇帝耐心的算了一笔账，说明如果高于这个价钱，将会比书坊卖的还贵，库存还要积压，问题会还要严重。算明细账的那片奏折，乾隆并未批复，从此之后，此事也再未提及。以此种底价卖《佩文韵府》，每个月卖四十四部，就算销售量每个月都如此，也要卖近四年时间才能把库存卖光，对于心细如发，连内府刊刻书版的余料都不愿浪费，刊成《古香斋丛书》的乾隆皇帝来说，这个结果一定很伤心。
实际上，武英殿在“只刷印一千部“的康熙皇帝率领下，每种殿版书的印刷数量是相对巨大的，粗览《康熙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就会发现不少这样的数字。康熙五十一年五月二十四日，武英殿监造李国屏奉旨将汉文套版的《古文渊鉴》用连四纸刷印了四百九十三部，而不久，李煦又奉旨将《古文渊鉴》又用连四纸加印了四百部，初次用棉纸刷了六百部，共计一千部。也就是说，在短时间内，这部书就刷了一千四百九十三部。我们知道，《古文渊鉴》是一部四色套印本的书，一页就要刷版四次，短时间内竟印了如此多的数量，武英殿印刷效率之高，也确实了得了。其他如《御选唐诗》，《御批资治通鉴纲目》等书，皆有刷印一千部的档案记录。
近代史学家杨启樵曾云：“康熙宽大，乾隆疏阔。”此为史学家言，若以刻书数量方面观此二人：“宽大”，确为至论，“疏阔”与否则有待商榷了。
那古代的一部书版究竟能印多少部呢？明人方以智曾在《物理小说》中曾云：“ 中通曰：虽梨板，亦止印二万篇则胡涂矣，故须煮板能久。”而钱存训先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纸和印刷》中曾提到：“新的印版可以连印1.5万次，稍加修饰后，可以再印一万次。”从以上两位学者的论述来看，一块书版，刷印万次左右应该不成问题，实际上，历史上却也确实出现过刷印万次的文献记录，看来，相比可以刷印万次的书版而言，疏阔的康熙皇帝仅将之刷印千次，也不算过分。这些记录在沈律先生的《古书中刻本的印数》一文中曾有过论述，本文章中有关《古文渊鉴》的印刷数量等资料即从该文中转引，各位读者可以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