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藏鄙

    说到底还得感谢蔡伦发明了造纸术，才为书信的风行创造了充足的条件。一张纸，一支笔，就让达官贵人、文人墨客、贫民百姓，都寻到了传情达意的途径。想必大多人都有一段关于书信的情怀，就连少言的我年轻时收到的信件，也装了满满当当一纸箱。当然，内容便不比文人雅士们来得那么文邹，信纸也是花里胡哨没有章法，可每每读起来，好多忘记的故事，都会再次浮现，多多少少的，也有一些感怀。这也应该是书信存在的意义之一，用一种古老而郑重的方式，丰沛一段尘封已久的回忆。

    然而看别人写给自己的信和看别人写给别人的信，感觉却截然不同。前者是与另一个和你有关的人分享故事，私密，同时也附带着个人情感；后者却是从两个与你无关的人身上探寻某一事件的蛛丝马迹，那往往是一个获得意外惊喜的过程。这次德宝春季大拍，有幸遇到几通很有意思的信札，这里罗列出来，同大家一起分享这份惊喜。

    第一通是胡适致杜佐周信札，胡适在信中对杜佐周邀请他为何炳松逝世撰文一事做了推辞，并用了“多年未见”、“公务繁忙”等托辞作为借口。这不免让人心生疑惑，他二人同为学贯中西的学者，早在1915年便相识，后又共同任职于北大，可以说交往并不浅，为何会连一篇悼文也不愿写呢？按学界的说法，二人之间其实是存在矛盾的，导火索便是何炳松在上海期间起草并签署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这一《宣言》在当时影响很大，不少学术界的名人都参与了讨论。而胡适认为，这只是重弹保守主义的老调，改变了何炳松以往坚持的引进西学的态度，却与洋务派的观点相一致。就这样，二人在中西文化的态度上产生了分歧。对于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是不能用纯粹的对与错去评判他们的学术态度的，因为无论出发点如何，目的都是一样为了民族大义。而此信札作为胡、杜二人微妙关系的佐证，也颇具历史意义。

    另有一通为徐志摩致沈性仁信札，徐志摩在信中向沈性仁邀稿，以发表在《晨报》副刊上，行文轻松幽默，足见二人交往之深。徐志摩1925自海外归国，出面主持当时进步党机关报《晨报》副刊，并在北平发起了一个文学沙龙——新月社，就在这一时期，徐志摩与胡适、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沈性仁等文人学者相识相交，成为要好的朋友。这些友人也义不容辞地成为了《晨报》副刊的撰稿人。2010年11月曾有一通徐志摩写予沈性仁的关于《玛丽玛丽》出版事宜的信札在德宝上拍，以150000的高价成交。今再见一通，实为有幸。如此珍贵的物件，不知会成为谁的囊中之物呢？

    还有一通王先谦致庞鸿书信札，信中的内容正好和1910年轰动一时的“湖南抢米运动”有关。庞鸿书时任湖南巡抚，手握大权，王先谦在信中以田水日枯，禾苗旱坏为由，言愿出数十万购买南洲新米，并言各州县常有先借省仓谷济民，秋后卖谷偿还的事件，曰其“名为济民，实可渔利”，而自己只是为重仓储。而众所周知，1910年湖南米价高涨，引发暴动，后朝廷下旨将豪绅王先谦降职，大藏书家叶德辉作为其支持者也被革去了功名。其实正是因这二人当时家中积谷万石，不肯减价出售，才酿成了此大祸。由此再看看这信中冠冕堂皇的说辞，不免显得太过可笑。古人言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古籍界的前辈们也不能例外。

    除了以上提点到的三通信札，另外还有傅增湘致钱稻孙信札、浦江清致施蛰存信札、彭真致刘仁信札、叶德辉致张之洞信札等等也都颇有看点，值得藏家多注意。

    当今信息时代，网络发达，通讯快捷，人们已经渐渐丢失了在纸上写信的情致，也就少了那几分只有纸笔可以承载的郑重。而这些穿越纷繁弥留下来的珍贵信札，就成为了人们遥望历史的窗口。那一张张信笺上流淌的，一半是看不够的历史，还有一半，是数不尽的猜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