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于友人处无意中得到德宝拍卖公司秋拍的图录，一时便为其华丽的装帧与精美的图片所吸引，而其图录编撰的体例亦与其他古籍拍卖公司不同，其主要按版刻的时间与形式分为七部分，对于我们这些初入古籍拍场的人来说，在挑选古籍时无疑是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历代古籍收藏界都有重视原刻古本的传统，所以我想七部分中最吸引买家眼球的应当是其中的第三部分—“宋元古本、明代佳椠”，该部分总共有42件拍品，其中宋刻本2部、元刻本3部、明刻本中白绵纸本18部，其他纸本19部。宋刻本中有一部为宋宝祐五年刻本《通鉴纪事本末》，该书的版刻源流傅增湘曾有专文记述，傅氏云其板片曾传至明嘉靖中，并曾数次补版，故市面常见者多为所谓“大花脸”本。而根据此次拍品的说明来看，该拍品竟无补版，据笔者回忆，2006年8月中国书店亦曾拍过一卷，其虽有少量补版，但当时即以六十余万元落槌，如果真如拍品说明所云无一补版，想必到时又会出现一个天价，将要打破以往该书的成交纪录了；另一部宋板书则是欧体字版刻风貌的《金光明最盛王经》，就图片来看，字口非常清晰，明代张应形容宋板书的名言“佳者绝有欧柳笔法”，用在形容此本上确实是再合适不过了。
明版书中最抢眼的自当是明成化唐藩本《文选》与嘉靖游居静《韩文》、《柳文》，两部书为明代的大部头典籍，皆为白绵纸精印，像这种大部头的白绵纸印本在拍场上已经属于非常稀见的品种了。而两书的传承路径亦是清晰可见，前者在当今的明代曾经藏书大家毛晋收藏（拍品说明未提及，但有藏印可证，当为图录编撰者疏忽），后为清代学者丁晏收藏，民国时又入王锡元手，文革时又入藏上海图馆。而《韩文》、《柳文》流传脉络更是清晰，清代时曾为知名学者，校勘学大家劳格收藏（拍品说明未提，但依藏印可知），民国时又为刘承干架上之物，文革时亦被上海图书馆收藏，二者皆可谓流传有绪，传承可循。如果说以上两部书是公认的明刻精品，无庸质疑的话，那另一部明版本则更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了，就是第111号拍品，明万历三十九年白绵纸印本《集篆金刚经》，，就拍品情况来看，虽然其所云“海内孤本”的情况尚可推敲，但其所云的《中国古籍善本总目》无记载的情况也是确实存在。记得去年友人曾见得一部元末明初的刻本《三苏文集》，王重民先生在《中国善本书提要》中云见过残本，而《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同样又未提及一句，后惊闻其在德宝拍卖公司以三十余万的价格落槌，似乎未经《总目》著录，但又确实可入善本行列的古籍注定要身价不菲，这也许是“人无我有，人有我奇”的买家心理在做怪吧！而《集篆金刚经》书也恰恰属于此种情况，单单是那三十二种奇怪的篆字，万历朝重臣汪可受的组织刊刻，白绵纸精印，这三个因素便是足以将之列入善本的队伍了。另外明刻本中还有一个亮点，就是明万历郑藩的《乐律全书》，虽然只见到了图片，但那精湛的大幅版画给我们留下了颇为深刻的印象，明代版画刊刻水平之高从中亦可见一斑。其实其中最令本人感兴趣的并非以上的开门大精品，而是第139号拍品《鲁斋遗书》，就图片来看，其所用白绵纸似印有大量的竖纹，书上还有红色印章一方。又据其拍品说明，其定为明代公文纸印制，而且那方印章竟然是九叠篆官印，本人又查过历年的拍卖记录，明代公文纸本似乎只见这次出现的这套，难道真如《中国古籍版刻辞典》所云的全国公藏宋元明公文纸本仅八十余部？如真的如此，在某中意义上说公文纸本的总量岂不是要比全国宋元本的总和还要稀少，到时此拍品我坚信也一定会吸引更多行家的眼球的。
清嘉庆时黄还烈曾以“皕宋楼”自诩，而至民国时，著名曲学大师吴梅却又以“百嘉室”自勉，从此即可见藏书界风气之转变，这也是民国时宋元古本日益稀少的实际情况息息相关的，而对于今天的藏书界来说这个问题则更为突显，明刻本的珍贵已逐渐成为行里人的共识，几有与宋元本成平起平坐之势，“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几百年”，如若士礼居主人还魂复生，真不知会做何感想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