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版刻历史上，两宋的版刻风貌可谓标杆，自元至清，近八百年的刻书家们都以两宋的版刻古貌为所追求的最高境界，这种共识几乎贯穿于整个版刻历史。但其中也在三个时间段所崇尚的版刻风貌完全脱离了这种追宋迷古的风气，即元一朝、明初与清中早期三段时间，他们所崇尚的那种柔美华丽，笔势舒展，点划峻峭，宛若美人的版刻风貌也成为整个古代印刷史的独特风景。这三个特殊时期虽穿越了三个朝代，相隔数百年，但却都与同一个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个人就是赵孟頫。

      赵氏在中国书法史的地位自不必多言，其书风几乎对元以后的所有文人、书法家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们知道，古代典籍在雕版之前是必须要缮写书样的，而写工往往是要由精于书法的人来担当，这就使古籍的版刻风貌与当时盛行的书法风貌产生了紧密的联系。元人崇尚赵字的现象也就不仅表现在书法界，连元代的版刻风貌也受到了影响，此潮流自元至明前期一直盛行。到清前期，因为帝王的崇尚，帖学再度大兴，二王书风又重新成为书法界的主流，赵孟頫那种流丽华美，圆润通熟的书风也再度复苏，这也直接孕育了所谓清朝“软体字”时代的到来。在德宝拍卖公司即将举行的春季拍卖会上，明中期刻本《心经补注》与清朝数十部精刻本恰好反映了赵体字对这三个时代的影响。

      明弘治五年刻本《心经补注》，白棉纸印行，就《中国古籍善本总目》的著录来看，此次上拍的这个全帙本极有可能是海内孤本，全书文字皆由明代书法家汪道全手写上板（明人《篁墩文集》卷三十七：“婺源汪君道全，能以书名郡中，凡梓行石刻多出其手。”），今细观此书，其字体确属清雅动人，委婉可爱，字体重心普遍偏上，笔划舒展，楷书中又略带行草书意味，给人一种清秀典雅之感，这些都显示出了赵字对汪氏书风的影响，其实这样的版刻风貌也对后来的慎独斋刘洪等明代刻书家产生了重大影响。可以说，在明中期仿宋字出现之前，以赵字为楷模的那种点划舒展，潇洒灵动的字体几乎盛行于当时整个出版界。

      自明中期仿宋体字出现以后，这种容易规范的字体风行了一百余年。直到清早期，以赵字为基础而演变出来的馆阁体开始在当时的书法界盛行起来，这股风气也迅速影响到了当时的出版界，清代出版界也随之迎来了所谓“软体字”时代。这种字体能在当时出版界得到如此推崇，功臣则首推曹寅，这位康熙皇帝的宠臣开创了扬州诗局，其本为刊刻《全唐诗》而设，后来也为曹氏本人私自刊刻了十余种古籍，其所刊刻的典籍也成为清代众多书局本中的优秀代表。此次德宝拍卖会共推出了四种为曹寅本人所刊刻的典籍，即《录鬼薄》、《钓矶立谈》、《法书考》、《砚笺》，其文字全部依圆润丰腴的馆阁体书风刊刻，版面清爽，字体疏朗可爱。扬州诗局的创立也为清代出版界软体字时代的到来拉开了序幕，其版式风貌也成为后来清代所有写刻本所效仿的对象。到后来，又有人将赵字笔划的舒展飘逸中加入了几分险绝俊美的韵味，结字也趋于瘦硬，笔画骨力凸显，即成为软体字中所谓的“峭砺”一路。如此次拍卖会中的康熙年间宋荦刊刻的《王荆公选唐百家诗》，汪立名一隅草堂所刊刻的《白香山诗集》，前者虽云仿宋本而成，然版面设计实无古风，字体倒是清新俊雅，点画舒展，后者更是清中期的知名精写刻本，更为难得的是此次推出的这两个本子都是品相一流的极初印之本，将这种峭立的写刻本风貌展现的淋漓尽致。

       其实，清代风行的请名家书写稿样的风气自五代便已出现，还有一些书籍编撰者为求版刻精良，更是自己直接操笔书写，如五代的和凝，南宋的周密等人，但因为他们大都不是在书法史上有过重大影响的书家，故其追求的写刻风貌始终未能成为主流，得到出版界的一致认可。故两宋典籍的书样大多数由专业写工完成的，这就导致宋版书的版刻风貌呈现了一种鲜明的地域差别。直到赵孟頫的出现，才改变了这种景象，一时间赵字风行宇内，全国的出版行业也似乎找到了一种既美观又可以统一的字体，这也为中国古代书籍出版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清代“软体字”的再度兴盛实际上也是这种意识的再度复苏。

      这三段时期所流行的版刻字体可以说大大丰富了我国古代典籍的外在形式风貌，让人们在点划斩方、横平竖直的方字块之外看到了别样的风情，这也是那个生前思想痛苦矛盾，死后毁誉参半的书法家所给我们带来的。